第二天下午，悉尼西区。

赵亦可把车停在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前。

楼不高，四层，外墙是深灰色的涂料，有几处墙皮已经剥落。

楼下的花坛里种着几棵长势潦草的灌木，路边停着两辆旧车。

她熄了火，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，透过挡风玻璃扫了一眼周围。

没有监控。

没有门卫。

没有明显的摄像头指示灯。

楼道入口的铁门半掩着，门锁坏了，上面贴着一张打印的纸条——

“维修中，请走侧门”。

她选择这里不是因为价格便宜，是因为这里不会被注意。

西区这片区域住的多数是租户，流动性大，邻里之间互不认识，没有人会多管闲事。

她通过那个中介介绍来的，用的是现金，签了一份不到一页纸的短租协议。

协议上没有她的名字。

中介甚至没有多问一句“你打算住多久”，只是收钱、给钥匙、转身走了。

她推开车门，从后备箱里拎出两个行李箱。

一个装换洗衣物和日常用品，另一个装现金、护照和几份重要文件。

其余的东西——家具、衣物、电器、那套她自己挑的沙发、彭子睿贴在冰箱上的画——全部留在了原来的住处。

她刻意让房子保持原样。

窗帘拉了一半，桌上的杯子还摆在原位，厨房的洗碗槽里放着没来得及收拾的盘子。

如果有人去看，只会觉得主人临时出门，过几天就会回来。

她拎着行李箱上楼，用钥匙开了门。

公寓不大，一室一厅，客厅摆着一张旧沙发和一张折叠餐桌，窗户朝北，光线一般。

卧室里一张双人床，床垫偏软，衣柜门少了一扇。

浴室的热水器是老式的，拧开后有几分钟才有热水。

她看了一圈，把行李箱放在卧室地板上，然后走到窗边撩起窗帘一角往外看。

远处有一个小公园，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。

没有异常。

她放下窗帘，坐在沙发上，掏出手机换上一张新卡。

翻开通讯录，里面只存了四个号码——

彭远、蒋冬梅、曾思明、还有一个是帮她安排这间公寓的中介。

她盯着蒋冬梅的号码看了几秒，没有拨出去。

蒋冬梅已经被带走了，这个号码打过去不会有任何人接。

她翻到彭远的号码，按下了拨出键。

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。

“你到了？”

“到了。在西区。”

“你那边安全吗？”

“安全。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查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确定。中介那边我用的现金，没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。公寓的租约也不是我签的。”

彭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亦可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们在国内还有没有别的事没处理完？”

“没有了……”

“那红通令呢？”

赵亦可的手指在手机背面停了一下。

红通令的事她也是通过朋友的朋友打听到的。

中纪委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了红色通报申请，她的名字已经录入系统，全球通缉。

“红通令只是通报，不是逮捕令。

澳大利亚这边不会因为红通令就立刻抓人。

引渡程序需要时间，而且要走司法审查。

只要我不出现在领事馆附近、不出示中国护照，这边查不到我。”

她顿了一下。

“你带子睿先走。后天下午的航班，不要改签。到了温哥华就正常生活，不要主动联系国内任何人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在这边处理完最后一些事再过去。”

“最后一些事”——她没有说是什么。

但彭远也没有追问。

挂了电话后。

赵亦可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靠在沙发背上闭了一会儿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