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匣中的笔记，狄仁杰当夜又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。前半夜他把每一页的内容都逐字看过去，后半夜他将那些关键段落单独摘出来，抄录在另一张纸上。抄到笔记中段的时候，他的笔尖忽然停住了。

那一段的位置大约在整本册子的三分之一处，前后各隔了几页无关的日常记录，像是写的人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来一件压在心底很久的事，提笔写了下来，写完后又再没有提起过。那段文字不长，但笔迹比前后几页都重一些，墨色也深一些，像是写的时候刻意放了更多的力。

"元景三年，长安宫中有一物东出，入洛阳，藏于……"

后面跟着几个字，但被一片暗褐色的水渍浸透了，纸面发脆起皱，字迹洇成了不可辨认的墨团。水渍的边缘呈不规则的锯齿状，像是有人不慎将茶水打翻在了这页上，然后匆忙擦去了，但墨迹已经洇开，再无法复原。水渍覆盖的区域大约占了半行字，恰好将那个"藏于"之后的介词和地名一并吞没了。再往下，字迹重新清晰起来：

"奉命守秘者七人，吾其一也。然此事若涉玉玺，恐非吾辈所能担。"

狄仁杰的笔尖停在那句"若涉玉玺"上，没有继续写下去。他将抄录的纸和原笔记放在一起对照，又将那处被水渍模糊的位置对着烛火反复照了几遍，试图从洇开的墨痕中辨认出哪怕半个字的轮廓。水渍浸透了纸背，墨色已经完全化开了，边缘与干燥的纸面之间形成了一片深浅不一的过渡区域，无论是日光还是烛火都无法让它还原成原来的字形。

但即便那两个字已经辨不清了，张崇义在后面那句话里写出的"玉玺"二字，已经足够让这一段笔记在整本案卷中的分量变得截然不同。他记下的不是寻常的官场见闻，也不是府库工作的琐事。他记的是一件发生在元景三年的事情——从长安的宫中向东运出了一样东西，藏到了洛阳的某一处。奉命守护这个秘密的人有七个，他是其中之一。而他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，心里已经意识到了那件东西可能与传国玉玺有关。

元景三年。狄仁杰在记忆里翻了一遍年号。元景是高宗李治即位后用的第一个年号，只用了两年便改元了。元景三年实际上并不存在——高宗在永徽六年之后便改了显庆年号，元景这个年号总共也只用了不到两年。但张崇义记的是"元景三年"，要么是他记错了年号，要么是他在用一种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方式标注时间。元景二年改元之后，真正的"元景三年"也许对应的是显庆元年的某一段时间，如果从那个角度去推算，张崇义记录的这件"宫中物东出"的事，距今大约是六七年以前。

六七年以前，有一件从长安宫里运出来的东西，被藏到了洛阳的某个地方。当时安排了七个守秘人，张崇义是其中之一。而他写下这段笔记的时候，那七个守秘人中的其他六个还没有全部出事——他还在写，还在记录，还在用那一行"若涉玉玺，恐非吾辈所能担"来表达他心里的不安。

那件东西如今还在不在它当初被藏匿的位置？七个守秘人如今还剩几个？如果那件东西与玉玺有关，那它和王崇义查到的粮草调拨、无相寺偏院的军械、那些被清洗的影楼据点之间，是并行发生的两件事，还是同一根藤上结出的两颗果？

狄仁杰搁下笔，将笔记翻到水渍那一页的背面。水渍从正面洇透到背面，在纸背形成了一片形状对称的暗斑。他对着烛火举起纸页，从背面再看了一遍那片水渍覆盖的区域，忽然注意到一件方才没有发现的事——水渍的洇开范围虽然大，但中心部位的墨色残留比边缘更厚一些，呈现出一种微微凸起的质感。他伸手轻轻摸了摸那片区域，指腹触到了一点干燥之后形成的细微硬块，像是墨迹被水泡开之后又重新干透时凝结形成的浮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