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映两周，三个新人都被看到了。

秦放收到的第一个正式邀约来自一部年代剧，让他演一个青年技工，男三，戏份不轻。第二个邀约来自一家综艺，想让他做常驻嘉宾，报价是年代剧的三倍。

罗小满的情况最复杂。十七岁，未成年，邀约来了七份，其中四份要求她出演“天才少女”，两份要求她演“被拯救的孩子”，还有一份是同一个题材里换了个性别的版本。她一份都没签，理由写得很简单：都和这部戏里那个人不一样。

第三个新人叫何栗，二十岁，戏份最少，只有九场。他收到的是两份拒信，措辞客气，都是“暂不匹配”。真正让他在意的是第三条消息，一条影评，说他“眼神空、没有戏感、可能是选角失误”。

何栗把这条影评发给了乐言，问了一句：是不是我确实演得不好。

乐言没有安慰他。她做了一件更实际的事：把何栗的九场戏逐条调出来，对着监视器又看了一遍，然后把剪辑师、录音、场记叫到一起，逐条问他哪里可以更好。

九场里，有四场乐言自己承认调度有问题。有一场何栗站在门口，光从后面打过来，脸是暗的，观众看不清表情；另一场他的台词被前后两个镜头的动作戏夹住，节奏被抢了。

乐言把这两场的问题记下来，写进了内部复盘。她没有改片子，因为片子已经定剪，改不了；她改的是下一次。

何栗问，那这条影评怎么办。

乐言说，不怎么办，你回去练。

秦放那边，沈砚只提了一句建议。他没有替秦放分析那两份邀约，只问了一个问题：你想演的那个技工，和你在《点名》里演的学生，有什么不一样。

秦放说，学生是不敢说话的人，技工是说了话没人听的人。

“那你去演技工。”沈砚说。

秦放最后签了年代剧，推了综艺。经纪人不太理解，说综艺的钱能买一套房。

秦放说，房子以后还能买，技工这个角色明年就没了。

三条消息里，最安静的一条是罗小满的。

她没有接任何戏，寒假回学校上课。期末考试前，她的班主任找到监护人，问要不要给孩子请个表演老师，说学校想帮她“规划一下”。

监护人问罗小满自己。她说不用。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我现在演的是自己。”她说，“等我知道别人怎么演，再学。”

那学期结束，她语文考了年级前十。没人拿这个宣传，因为剧组早就定过规矩：未成年演员的学业信息不进任何宣传材料。

放假前，她的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，题目叫《一件没做完的事》。她交了三百字，写的是拍戏时自己在教室里站了四十八秒。她没有写电影名字，也没写自己演了什么。那篇作文得了八十五分，评语只有一句：写得很轻，东西很重。

剧组在内部复盘时把三个人的情况写在一页纸上，标题是“外部评价处理”。页脚有一行小字，是乐言加的：选角不是把三个人放在一起比，是给三个人各自找到该站的位置。

那一页纸后来被归进项目档案，编号卷三。同一卷里还夹着三份保单，是他们三个人在拍摄期间的意外险，保单上的保额一样，从小按年龄分档，没有按角色大小。这份清单是陈姐定的，理由是：风险不看戏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