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栏那个人叫郑大勇，当年是《长夜》的道具组临时工。

挂账两年多，他一次都没回过消息。地址是空的，电话号码是停机的，老同事只知道他“好像回老家了”，具体哪个省都说不清。

陈姐每年照发通知。今年的通知发出去第十一天，有了回音。

回音不是他本人发来的，是他女儿。

她在电话里说，她父亲三年前查出病，去年走了。她是在整理遗物的时候，看到抽屉里一张折了很多次的纸，纸上印着留白计划每年发的通知，最新一张是今年的。

她问，这张纸是什么意思。

陈姐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：她父亲当年在剧组做了三个月道具，最后两个月的报酬没有结清，账本随公司注销消失，法律上追不到责任主体。工作室从沈砚的投资回收款里划了专项，按当年标准加同期利率核算，等他来领。钱一直挂着，从没动过。

她沉默了很久，问了一句：那你们为什么一直发。

陈姐说，因为账没清。

第二天，她加了陈姐的联系方式，发来一张照片。照片里是一摞更旧的纸，从两年前开始，每一年的通知都留着，边角被折得发白。她说，父亲每年都收到，每年都没去领。她猜他不领的原因：他怕这是骗人的，也怕自己领了，就等于承认当年那两个月真的白干了。

钱最后没有发给她。

不是因为不能发——继承关系清楚，手续也办得下来。是她自己提的：把钱留在互助会的公共法律预算里，替另一个跟她父亲一样、当年没结清工资的人去打官司。

她提了一个要求：不要把她父亲的名字写进任何公开材料。

工作室照做了。这件事只出现在内部台账上，条目编号后面写着“未认领转公益，本人亲属意愿”。

那年春节前，她给陈姐寄了一张明信片，正面是当地一个邮局的房子。背面没有写谢字，写的是她父亲当年最后两个月负责做的那件道具：一把旧椅子。她说家里还有一把，是从剧组带回来的。

陈姐把这个结果告诉沈砚的时候，问了一个问题：这笔账，算清了吗。

沈砚没有立刻回答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账清了，人没清。

第三栏的两个名字，现在变成了一个。剩下那个是当年离开这座城市的群演，钱收下了，留了一句话“不用写我名字”，人再没出现过。

那天夜里，陈姐照旧把明年的通知单打印出来，放进待发的文件夹。文件夹里现在有两份，一份是给那个群演的，一份是空白的——她还没有想好空白那份写给谁。

她最终在空白那份上写了一个字：待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把两份通知都发了出去。第一份照旧石沉大海，第二份退回来的时候，系统提示“收件地址不存在”。她把它归进档案，标记为“年度存查”。

台账上第三栏的画法也变了。以前是三行名字，现在只剩一行，后面跟着两个备注：一个写“未认领转公益”，一个写“年度存查”。

陈姐把台账电子版交给审计时，审计问了一句：剩余两个条目的处理期限是什么。

她回答：没有期限。

审计把这句话写了进去，没有提异议。

那年年底的内部审计报告里，“待清偿项”这一栏的结论只有八个字：部分结清，继续挂账。没有写金额，也没有写名字。这份报告只在工作室、法务和审计三方之间传阅，没有对外发布。